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兩種》序

黃　簡

　　真書的標準，以初唐孫過庭所論最為精闢：「草不兼真，殆於專謹；真不通草，殊非翰札。真以點畫為形質，使轉為情性；草以點畫為情性，使轉為形質」，明確指出了使轉和點畫的性質，點明二者之間的關係，可謂字字珠璣，千古明燈。足見當時對於真書之認識，經已入木三分，並非虛言。

　　然正如孫過庭所說，「心之所達，不易盡於名言；言之所通，尚難行於紙墨。」揮運之時，要將點畫和使轉結合好，實為難事。真書濫觴於漢，晉唐為盛，然唐法森嚴，猶如詩律，不是淺涉者可以掌握的。至開成刻石經以明天下，正楷確立，步向勻齊規整。現代學者研究，發現初唐的標準字，到了中唐和《干祿字書》以後，很多被劃入俗字，另設正體；開成石經所訂的正字，和初唐敦煌手寫本的標準字差別更大。故米芾批評說：「字之八面，唯尚真楷見之，大小各自有分。智永有八面，已少鍾法。丁道護、歐、虞筆始勻，古法亡矣。柳公權師歐，不及遠甚，而為醜怪惡札之祖。自柳世始有俗書。」老米之語雖然太刻，但真書一路演變，至中唐成為官方正體字，經意點畫，淡化使轉，從此真草遂判為二途，就書法的角度而言，實在是一種退化。後唐明宗長興三年，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，刻九經印版。宋代木版書大行，端正劃一，以正體印刷，風行天下，自然影響到書法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真書、正體混為一談，以為真書只需點畫，不必使轉了。

　　清代周星蓮也指出這一點：

　　 古人作楷，正體帖體，紛見錯出，隨意布置。惟魯公《干祿字書》一正一帖，剖析詳明，此專為字畫偏旁而設，而其用筆盡合楷則。近來書生筆墨，台閣文章，偏旁布置，窮工極巧，其實不過寫正體字，非真楷書也。

　　 所謂「正體」，即古時官方辦公或印刷之體，米芾說「唐人以徐浩比僧虔，甚失當。浩大小一倫，猶吏楷也」；所謂「帖體」，即書家手寫之體，行筆和正體有所不同，這就是書法上的真書。正體字可以只有點畫，沒有使轉；真書卻點畫和使轉不可缺一。真書易板刻，有使轉則活之；草書易狂放，有點畫則靜之。點畫是筆法，使轉是筆勢；點畫是材料，使轉是組織；點畫者用鋒之法也，使轉者運腕之法也。有使轉無點畫，線條平乏；有點畫無使轉，堆砌而已。正因為真書必有使轉，故須通草法；真草互為表裡，相輔相成。看起來似乎差別很大，其實歸於一途也。

　　 晚清康有為也痛論說：

　　近世北碑盛行，帖學漸廢，草法則既滅絕，行書簡易，便於人事，未能遽廢。然見京朝名士以書負盛名者，披其簡牘，與正書無異，不解使轉頓挫，令人可笑。豈天分有限，兼長難擅邪？抑何鈍拙乃爾！

　　一種偉大的藝術，從無法發展到有法，而有法之後，卻往往進而程式化，買櫝還珠，也是常有的事情，隋唐壁畫之異，明清家具之分，皆是例子。真書為書法之基礎，研究真書的寫法，恢復真書的原貌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　　余早歲臨池，留心翰墨，就分布於累年，向規矩而猶遠。近年抄有《心經》數通，二三子以我為隱，亟請付梓，猶豫再四，因以付之。惟望四海博雅君子，有以教我為幸。

黃簡
戊子新正於香江

原文刊載於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兩種》

2008年4月書道出版社有限公司第一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