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讀《蘭亭序》
黃 簡
重讀《蘭亭序》，有些新的想法。
郭沫若否定《蘭亭序》，外證是當時新出土的《王興之墓誌》等，內證是《蘭亭序》本文存在的疑問。本文僅從內證的角度，提出幾點看法。
一，《蘭亭序》是事後寫的
《蘭亭序》開首，先交代時間、地點、事件、人物。雅集時間，我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萬年曆推算，是公元353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星期四。原文依年號、干支、月令順序一一寫來，但只寫了六個字，干支「癸丑」忘記了，這兩個字是後來填入的。
此點成為郭沫若否定《蘭亭序》的主要證據之一。他對朋友說：「依託者在起草時留下了一個大漏洞。那就是一開始的『永和九年，歲在癸丑』的『癸丑』兩個宇。這兩個字是填補進去的，屬文者記不起當年的干支，留下空白待填。但留的空白只能容納一個字的光景，因此填補上去的『癸丑』二字此較扁平而緊接，『丑』字並且還經過添改。這就露出了馬腳，足以證明《蘭亭》決不是王羲之寫的。在干支紀歲盛行的當年，而且已經是暮春三月了，王羲之寫文章，豈有連本年的干支都還記不得，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？……我的話還沒有十分說完，朋友已經恍然大悟了。《蘭亭序》是依託，看來是無可爭辯的。」[1]
其次，郭氏還指責王羲之，在蘭亭雅集這樣一個美好的集會上，忽然大發感慨，傷悲不已。《蘭亭序》前半段記事，後半段議論，「及其所之既惓，情隨事遷，感慨係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間，以為陳跡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。況修短隨化，終期於盡。古人云：『死生亦大矣。』豈不痛哉！」這種情緒，郭氏以為和前半段修褉的愉快完全配合不起來。
這兩點指責，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。但郭沫若有一個假設的前提，即以為《蘭亭序》是雅集當天所寫成的。這個看法相當普遍，早在唐代何延之《蘭亭記》已經說：「《蘭亭》者，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。右軍蟬聯美冑，蕭散名賢，雅好山水，尤善草隸。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，與太原孫統承公、孫綽興公、廣漢王彬之道生、陳郡謝安安石、高平郗曇重熙、太原王蘊叔仁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、徽、操之等四十有一人，修祓禊之禮，揮毫製序，興樂而書，用蠶繭紙、鼠鬚筆，遒媚勁健，絕代更無。」[2]從文意來看，何延之認為王羲之是當場「揮毫製序，興樂而書」的。
這一說法好像沒有人懷疑過。當場賦詩做序，是流行的觀點。
我對這一說法存疑。我認為《蘭亭序》是蘭亭雅集之後、編輯蘭亭詩集時才撰寫的。距離蘭亭雅集，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，可能已經過了幾年。
第一，我以為《蘭亭序》以「永和九年，歲在癸丑，暮春之初」這樣的句式起首，似為遙憶之情。
當時習慣，行文先敘年號，再寫干支，但干支不容易記憶。實際情況很可能是這樣：王羲之寫道「那是永和九年的事情，歲在……，記不清楚了，三月初在蘭亭雅集，舉行了修褉。」待查出是癸丑年，才補上了這干支。猶如我們說「那是民國三十年的事，歲在……」，因為是早年的事，一下子就想不起干支，這反而是正常的現象。郭沫若說「在干支紀歲盛行的當年，而且已經是暮春三月了，王羲之寫文章，豈有連本年的干支都還記不得」，就當年的干支來說，尚有理由，但前幾年的干支，一般人都記不清楚。郭沫若卒於一九七八年，有幾個人知道「歲在戊午」呢？
《世說新語•企羨第十六》：「王右軍得人以《蘭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詩序》，又以己敵石崇，甚有欣色。」《品藻第九》劉孝標注引石崇《金谷詩序》曰：「余以元康六年，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，監青、徐諸軍事、征虜將軍。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，或高或下，有清泉、茂林、眾果、竹柏、藥草之屬，莫不畢備。又有水碓、魚池、土窟，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。」[3]
亦是以時間地點起首，但沒有寫出干支。可見當時人記憶中比較清楚的，還是年號。年號依數字遞增，所以記憶方便，中國人說「康熙三十八年」，日本人說「昭和二十年」，習慣相同，道理也就在此點。干支在農業、天文、子平等方面極其有用，但排列順序就不如數字方便，故一般不會特意去記憶。
我以為「癸丑」兩字後來填入，而且留下的地位不夠，正證明此文不是偽作，是王羲之過了若干年之後才寫的。郭沫若之疑團，頓時冰釋。
第二，《蘭亭序》文中寫到時間，還有這樣一句話：「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」這裡很關鍵的一個詞，就是「是日也」。
「是日也」為追憶的句式。「是」為指示代詞，等於「那」或「這」；「是日也」就是「那一天」或「這一天」。如果硬要把「是日也」解釋為「今天」，是非常勉強的。
我查閱經典中「是日也」的用法，結果如下：
一，十三經有兩條「是日也」，皆為《禮記》，均作「那一天」解：
1.《禮記•檀弓下》「葬日虞，弗忍一日離也。是月也，以虞易奠。卒哭曰成事，是日也，以吉祭易喪祭，明日，祔于祖父。其變而之吉祭也，比至於祔，必於是日也接──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。」
2.《禮記•內則》「三月之末，擇日剪髮為鬌，男角女羈，否則男左女右。是日也，妻以子見於父。」
二，先秦諸子，包括荀子、老子、莊子、列子、墨子、晏子春秋、管子、商君書、慎子、韓非子、孫子、吳子、尹文子、呂氏春秋十四部先秦典籍，查找「是日也」一詞，結果只有《韓非子》兩條，用法和《禮記》同：
1.《韓非子•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》：「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，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。」
2.《韓非子•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》：「一曰。齊王好衣紫，齊人皆好也。齊國五素不得一紫，齊王患紫貴。傅說王曰：『詩云：不躬不親，庶民不信。今王欲民無衣紫者，王請自解紫衣而朝，群臣有紫衣進者，曰益遠，寡人惡臭。』是日也，郎中莫衣紫；是月也，國中莫衣紫；是歲也，境內莫衣紫。」
三，搜尋二十五史中「是日也」用法，共找到十一項，其中扣除《晉書•王羲之傳》中的《蘭亭序》本身一項，其餘十項如下：
1.《漢書》卷六十六「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•楊敞•子惲」：「田彼南山，荒穢不治，種一頃豆，落而為萁。人生行樂也，須富貴何時？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奮袖低昂，頓足起舞。誠荒淫無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」
2.《後漢書》卷四十下「班彪列傳第三十下•子固」：「春王三朝，會同漢京。是日也，天子受四海之圖籍，膺萬國之貢珍，內撫諸夏，外接百蠻。」
3.《晉書》卷五十五「列傳第二十五•潘嶽•從子尼」：「﹝元康﹞三年春閏月，將有事於上庠，釋奠於先師，禮也。越二十四日丙申，侍祠者既齊，輿駕次於太學。……是日也，人無愚智，路無遠邇，離鄉越國，扶老攜幼，不期而俱萃。」
4.《魏書》卷一百二「補列傳第九十•西域•焉耆」：「焉耆國，在車師南，……俗事天神，並崇信佛法。尤重二月八日、四月八日，是日也，其國咸依釋教，齋戒行道焉。」《周書》卷五十「列傳第四十二•異域下•焉耆」、《北史》卷九十七「列傳第八十五•西域•焉耆」與此同。
5.《周書》卷五十「列傳第四十二•異域下•突厥」：「葬之日，親屬設祭，……葬訖，於墓所立石建標。其石多少，依平生所殺人數。又以祭之羊馬頭，盡懸挂於標上。是日也，男女咸盛服飾，會於葬所。」《北史》卷九十九「列傳第八十七•突厥」與此同。
6.《新唐書》卷五十「志第四十•兵•府兵」：「每歲季冬，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，置左右二校尉，位相距百步。……大角復鳴一通，皆卷幡、攝矢、弛弓、匣刃；二通，旗?舉，隊皆進；三通，左右校皆引還。是日也，因縱獵，獲各入其人。」
7.《清史稿》卷五百十一「列傳二百九十八•列女四•方引齢妻毛」：「久之，地始定，葬有日，於是謂其人曰：『吾葬當同是日也！』遂不食。」
四，其他古籍中用「是日也」的例子，如：
1.《周禮•司氏》有「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」，故《呂氏春秋•仲春紀》曰：「是日也……無焚山林。」
2.東漢崔寔《四民月令》：「清明節，令蠶妾理蠶室。是日也，杏花盛，種百穀。」
3.《穆天子傳》卷之五：「是日也，天子飲許男於洧上。」[4]
4.蓮池大師《戒殺文》：「一曰，生日不宜殺生。『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』己身始誕之辰，乃父母垂亡之日也。是日也，正宜戒殺持齋，廣行善事；庶使先亡考妣，早獲超昇；現在樁萱，增延福壽。」
5.曹雪芹《紅樓夢》第五十七回「慧紫鵑情辭試忙玉，慈姨媽愛語慰癡顰」：「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，自賈母起，諸人皆有祝賀之禮，黛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。是日也，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，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。」
從上面數十例中可以知道，「是日也」通常的用法，就是指「那一天」。我沒有發現「是日也」可以解釋為「今天」的。對於王羲之這樣讀古書出身的人，《禮記》中的句子一定相當熟悉。如果這一說法可以成立，《蘭亭序》中的「是日也」應當是「那一天」，更證實此文是王羲之後來的追憶。
第三，《蘭亭序》原文的後半段，幾乎句句都是回憶蘭亭雅集的：
「及其所之既惓，情隨事遷，感慨係之矣。」
「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間，以為陳跡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。」這明顯說蘭亭已經陳跡，盛況不再。
「況修短隨化，終期於盡。古人云：『死生亦大矣。』豈不痛哉！」「每攬昔人與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嘗不臨文嗟悼，不能喻之於懷。固知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。」從這兩句來看，可能編輯詩集時參與蘭亭雅集者已經有人去世，所以讀其詩，想見其人，特別覺得傷感。
「後之視今，亦由今之視昔，悲夫！」這裡「今之視昔」，就是「俯仰之間，以為陳跡」的意思。
「故列敘時人，錄其所述。」「時人」未必是「今天來的客人」，應該是「當時參與雅集的人」。
「雖世殊事異，所以興懷，其致一也。後之攬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。」
如果《蘭亭序》是幾年後寫的，對於理解文章的後半段，就很容易，而郭沫若說王羲之當天不應有感嘆的說法，也就不成立了。
第四，一般作序，往往是在事後。就算是現代社會，講究辦事效率，也不見得當場做詩，當場編集，當場作序。編輯一本詩集，尤其是名人之作，畢竟是比較慎重的事情，可能要一兩年以上。
《蘭亭序》是蘭亭雅集詩的匯集，「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」，其中十一人各賦詩二篇，四言、五言各一篇；十五人賦詩一篇，則總數為三十七篇。所謂「曲水流觴」，就是把酒杯放在小溪中，由溪水帶動流下，到誰前面停止，這個人就要做詩一首，如果做不出，就要罰酒，把酒杯中的酒飲乾。姑以現在紹興流觴地小溪三十米長計算，流經時間大約需要十分鐘；成詩三十七篇，還有十五人不能詩而罰酒，共計流觴五十二次，需要八個半小時。這裡假定遊戲是單次連續進行的，即流觴一次，有了結果之後，繼續開始第二次。要縮短時間，唯一辦法就是連續放流，但總不見得大批酒觴一起流下，一則容易堵塞，二則某人得觴之後，還要做詩，這也不是立馬可得的。如果詩做到一半，面前又停著幾個觴，以人情計，必不如此。
流觴、飲酒、吟詩、磨墨、修改、抄寫，詩成之後，還要給全體出席人員傳觀，這就非常化費時間。像蘭亭雅集這樣大型的活動，至少要六七小時。考慮到修褉還包括沐浴，宴飲是沐浴之後進行的，那無論如何都要進行一整天了。
王羲之作序，必須在眾人詩成之後，讀過詩篇方能動筆。宴飲既散，興盡而歸，事後好事者收集詩篇，彙編成集，請右軍製序，不是更合理嗎？
二，「流觴曲水」的設備
《蘭亭序》說：「此地有崇山峻領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，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」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第一次到蘭亭去，當地文管部門人員對我說，蘭亭流觴的曲水原址現在找不到了。他們根據「崇山峻領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」這一線索，找了很多地方，沒有發現。滄海桑田，一千多年過去了，這是很自然的事。
觴為酒器，上古用青銅鑄成，青銅當然不能浮在水上。東晉時用耳杯，其形如半個雞蛋殼，大小如手掌，邊緣兩旁有耳朵一樣的把手。我去蘭亭前，當地博物館人員從東晉墓中挖到耳杯，是綠瓷的，大小只有三四吋。他們送每個代表一個仿製品，古雅宜人，那次流觴也就用這個仿製品。試下來卻是大不好用，杯子太重，容易下沈，七搖八晃，流到某代表面前，裡面一半是溪水，如何飲得？如果東晉時也是這樣，可以論斷王羲之腸胃十分健康。長沙馬王堆曾出土漢代的漆器耳杯，紅黑兩色，底部寫著「君幸酒」三字，非常雅致。我想曲水流觴，所用者大約近似於這樣的酒器。紹興出土的青磁耳杯，可能是明器。
修褉、流觴，兩岸很容易濕淋淋一片，都是爛泥。據說現在紹興曲水兩岸，已經改用水泥，比較乾淨了。用什麼樣的酒觴，卻未見報導。但王羲之那時沒有水泥，當年怎麼玩這遊戲，細節還不清楚。作為東晉貴族，一定有比較好的方法。如果真是坐在地下，菜餚、酒器、筆硯都在水邊，濕淋淋的到底不方便。
去年讀到江西省新幹縣發現五代南唐時期流觴曲水石刻，頓時引起我的注意。石刻由大小八塊槽石合成，長2.88米，寬2.47米，厚0.32米，略呈正方形平面狀，中間稍隆起，四面可坐十人。這等於一張大八仙桌。石面上刻有一條流水道，彎曲回環，水道中每隔半米左右，便有一個酒杯大小的凹圓灣。從上游放置酒杯，任酒杯順流而行，杯停在誰面前的圓灣中，誰即取飲並作詩一首。
如果擁有這塊石桌，就算是在家中，也可以曲水流觴了，而且乾乾淨淨，豈不舒服。因此聯想到王羲之《蘭亭序》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，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」，這個「引」字值得注意。
「流觴曲水」和「清流激湍」應該是兩處。「清流激湍」不能流觴，試想酒杯放在「清流激湍」中間，不是很容易打翻嗎？「曲水流觴」應該是「浴」以後的事情。「浴」必在大河，「浴」之後，吃點東西，飲酒做詩，很合乎情理。宋張耒有《和周廉彥詩》：「修褉洛濱期一醉，天津春浪綠浮隄」，大河可供洗濯，就像印度教徒入恆河那樣，流觴卻是不行的。
流觴之所應是附近另一個地方，有專門做好的石桌或石渠，引水進入。流觴只需要一條小小的「曲水」，《蘭亭序》寫明是把「清流激湍」引過來，作為流觴的動力之源。
這裡的關鍵，就是一個「引」字。《周易•繫辭上傳》「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」，《禮記•檀弓上》「蓋引而進之也」，《蘭亭序》中的「引」字，正是這一字義上使用的。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，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」寫明當時宴飲的地理位置，是兩水之間，所以方便「引以為流觴曲水」。但既然是「引」，必定有「引」水的設備，那應該有人工製造的石渠，「列坐其次」，就是分坐在這設備兩邊。詩人之間的距離並不遠，否則遊戲沒法進行。
這種引水設備，因為在郊外，不會十分細緻，大約是臨時堆砌而成，所以過些時候就自然毀壞了，「俯仰之間，以為陳跡」。蘭亭雅集只有一次，除了參加者不容易集合之外，準備設備也頗費事吧。
關於流觴渠的製作方法，《營造法式》中有詳細的敘述：
卷三「流杯渠•剜鑿流杯、壘造流杯」：
「造流杯石渠之制，方一丈五尺，﹝用方三尺石二十五段造﹞[5]，其石厚一尺二寸，剜鑿渠道廣一尺深九寸。﹝其渠道盤曲，或作『風』字，或作『國』字。若用底版壘造，則心內施看盤一段，長四尺，廣三尺五寸，外盤渠道石並長三尺，廣二尺，厚一尺。底版長廣同上，厚六寸餘，並同剜鑿之制。﹞
出入水項子石二段，各長三尺，廣二尺，厚一尺二寸。﹝剜鑿與身內同，若壘造則厚一尺。其下又用底版，石厚六寸。﹞
出入水斗子二枚，各方二尺五寸，厚一尺二寸，其內鑿池方一尺八寸，深一尺。﹝壘造同。﹞」
卷十六「石作功限•流杯渠」：
「流杯渠一坐﹝剜鑿水渠造﹞，每石一段，方三尺，厚一尺二寸。
造作：一十功﹝開鑿渠道加二功﹞。
安砌：四功﹝出水斗子每一段加一功﹞。
雕鐫功：河道兩邊面上絡周花，各廣四寸，造壓地隱起寶相花、牡丹花每一段三功。
流杯渠一坐﹝砌壘底版造﹞
造作功：
心內看盤石一段，長四尺，廣三尺五寸；廂壁石及項子石每一段；右各八功。
底版石每一段三功。
斗子石每一段一十五功。
安砌功：
看盤及廂壁項子石、斗子石，每一段各五功。﹝地架每段三功。﹞
底版石，每一段三功。
雕鐫功：
心內看盤石造剔地起突花，五十功。﹝若間以龍鳳加二十功。﹞
河道兩邊面上，遍造壓地隱起花，每一段二十功。﹝若間以龍鳳加十功。﹞」
《營造法式》如此詳細地記載了流杯渠的製作，顯然是後代熟練的製作，石渠上已經有細緻的雕鐫，甚至加上龍鳳花紋，王羲之那時未必如此。《營造法式》是工匠經驗的總結，可證在成書之前，造流杯渠已經極有經驗了，其數量一定也不少，故產生一種定式。雖然東晉時代和唐宋未必相同，但我相信二者的設計思想相去不遠。
簡單地說，流觴不是在自然河流中進行的，而是在一種人工的石渠中，這是士大夫宴飲時的大型玩具。《營造法式》從製作的角度，讓我們想見曲水流觴是怎樣進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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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《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》，原載《文物》一九六五年第六期，此引自文物出版社所編《蘭亭論辯》一書p.21。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一版。
[2]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卷三何延之《蘭亭記》。
[3]《世說•品藻》載：「謝公﹝安﹞云，金谷中蘇紹最勝。」劉孝標注引石崇《金谷詩序》。
[4]《四部叢刊初編》，〔晉〕郭璞注，上海書店一九八九影印版，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天一閣范氏刊本重印。
[5]括號中均為原注。
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一日於香港
第五屆國際書法史研討會論文•2002年8月23-25日•南京
收入《第五屆中國書法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pp.39-46，文物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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