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法史研究的隨想四則
黃 簡
一
有關中國書法史分期和斷代的問題，我曾經寫過兩篇論文。一九八一年九月，《書法》雜誌在紹興召開「中國書學研究交流會」，我在會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，題目是《中國古代書法史的分期和體系》。
這篇文章主要對古代書法史進行宏觀的切分，我一直想做更細緻的研究，但這期間我負責的《中國書法大辭典》編寫工作進入高潮，無法抽出時間。其後我移居香港，編輯《書譜》雜誌，也是非常忙碌的工作。差不多十年之後，移民加拿大，才有時間看點書。一九九四年九月，滄浪書社在江蘇常熟召開「中國書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我發表了第二篇論文，題目是《〈傳授筆法人名〉考—─兼論漢魏以來書法史的四個階段》，作為第一篇論文的續篇。
我在第一篇論文中，把中國古代書法史分為三個時期：
 第一期為「發生期」，從春秋末期至秦、漢之交，以篆書為主要書體，以李斯為其終結。
第二期為「形成期」，從秦漢之際到漢末桓、靈時期，以隸書為主要書體，章草為其變體，以蔡邕為其終結。
第三期為「成熟期」，從桓、靈之時至清末，以楷書為主要書體，行、草為其變體，張芝、鍾繇是開創人物，二王父子是總其大成、成就最著的代表性書家，至康有為輩是其終結。
我在第二篇論文中，把中國書法的成熟期再細分為四個階段：
第一個階段，從漢魏張芝、鍾繇直至二王，這是筆法創始並確立的時期，出現了張、鍾、二王這樣的代表人物，所謂「晉人尚韻」，即指當時已能用純熟的筆法去成功地表現出魏晉風範，為後世確立了書法的法則。可稱為「立法時期」。
第二個階段，是二王後至五代，這時期中，筆法代代傳授，影響日益擴大，所謂「唐人尚法」，即指此一階段以追求筆法為風尚。現在的書家都以臨帖為功課，但晉唐卻是以尋找名師詢問筆法為主要方式，一得筆法，立即身價百倍。可稱「傳法時期」。
第三個階段，自宋開始，筆法中斷，不得已以刻帖相代。《淳化閣帖》開創了一個新時代，古人的書跡成為無聲的老師，學書者只能在刻帖中摸索古代的筆法，於是有「帖學」之興起。所謂「宋人尚意」，只是法外求意，亦為無可奈何的事。這一階段是「帖學時期」。
�R 第四個階段，從清代中期起，帖學既是自己臨帖學習，於是眾說紛紜，甚麼人都可以解釋一番，故兩宋以來，筆法不精。帖本翻刻日久，字畫模糊，自然漸漸走入窮途，遂有「碑學」之興起。這一階段是「碑學時期」。
這兩篇文章，是我對中國古代書法史分期的闡述。可列表如下：
| 一 |
形成期 |
從春秋末期至秦、漢之際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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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二 |
發生期 |
從秦漢之際至漢末桓、靈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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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三 |
成熟期 |
從東漢桓、靈之後至清末 |
1 |
立法時期 |
鍾繇、張芝起，至二王。 |
| 2 |
傳法時期 |
二王後至隋、唐、五代。 |
| 3 |
帖學時期 |
宋刻閣帖起至清中期。 |
| 4 |
碑學時期 |
阮元、包世臣起至民初。 |
二
文章寫了出去，但在構思過程中還有一些想法，沒有寫入論文。論文不是揚州炒飯，可以一次過加那麼多作料。乘這次浙江博物館召開書法史會議的機會，把一些多年的想法寫出來，向諸位請教。
第一，書法史不必依照朝代劃分
觀察上面的表格，可以看到，我對書法史的分期，是按照性質來分的。我長期來有一個想法，就是書法史不必按照朝代來分期。我所見到的書法史著作，基本上都是依照朝代分期的。是否有不按照朝代分期撰寫書法史的，我孤陋寡聞，沒有見到，海外又不容易買到新書，我很期望有這樣的書法史。
按朝代寫歷史，漢魏晉唐，宋元明清，敘述起來有其方便之處，約略等於編年史。朝代好像公路旁的路標，有時間上的沿序作用，但是這樣寫出來，往往平鋪直敘，等於一篇流水帳，故司馬遷以紀傳體救編年體之窮。紀傳體的好處是把一個人的材料集中了，省了讀者的功夫。
現在我們看到的書法史，材料很多，人物很多，但被朝代所分隔，不能形成一個專案。比如書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「鍾張二王」，鍾繇﹝151-230﹞為真書之祖，張芝﹝？-192？﹞為今草之祖，二王繼承鍾張，集其大成。孫過庭《書譜》，開章就說「夫自古之善書者，漢、魏有鍾張之絕，晉末稱二王之妙。王羲之云︰『頃尋諸名書，鍾張信為絕倫，其餘不足觀。』可謂鍾張云沒，而羲獻繼之。」幾句話就把中國書法的遞變，講得清清楚楚。「鍾張二王」是一個專案，是中國書法成熟期的發源，我認為要集中在一起講。現在的書，把張芝歸入東漢，鍾繇歸入三國，實際上兩人是同時期的，張芝年事稍高而已。以朝代劃分，就把兩人隔開了。
類似的例子還很多。我再舉一例：盛唐書壇，實根源於智永。盧攜《臨池訣》說：「吳郡張旭言：『自智永禪師過江，楷法隨渡。永禪師乃羲、獻之孫，得其家法，以授虞世南，虞傳陸柬之，陸傳子彥遠，彥遠，僕之堂舅，以授余。不然，何以知古人之詞云爾。』」
盧攜字子升，范陽人。乾符四年（877）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是為唐代宰相。 作為當朝重臣，萬眾矚目，所記張旭之言，絕非輕率沒有根據。張旭指出了有唐一代書法遞變的繼承關係。宋朱長文《續書斷》云：「浮屠智永學逸少書精極，名重於陳，世南從學焉，盡得其法，而有以過之。」
初唐虞歐褚薛四大家，中心人物是直接繼承了二王法乳的虞世南，開花散葉，有唐一代書家如褚遂良、張旭、徐浩、顏真卿、懷素都源出於此。故唐代書法不從智永講起，就如無源之水，無根之木。可惜現在按朝代分期的書法史著作，把智永歸入陳，虞世南歸入唐，中間還懸隔著一個隋朝。結果這對關係緊密的師徒，頓時變成牛郎織女，化成零碎的片段。
清代的書法也不好講。清代書學，一分為二，前期歸入帖學，後期卻是碑學。前期是董其昌流風，道光之後，可以碑學概括之。董其昌是明人，這是帖學最後的尾巴，下垂到清代前期。如果硬把朝代作為界線，就把帖學這尾巴切斷了。有本質聯繫的事，原是一個學術專案，不能因為改朝換代而分拆開。
王朝的更替，只是政權變動的標誌，跟藝術的發展，沒有必然的聯繫。史學界研究社會制度的發展，都不採用朝代的分期。比如中國封建社會的起點，郭沫若提出在東周春秋、戰國之交；中國近代史的起點，史學界認為始於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的鴉片戰爭；中國現代史的開端，不少人提出是民國七年（1919）的「五•四」運動。可見歷史的敘述和階段的劃分，只按其性質，並不依照朝代。至於書法史和王朝改變，更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了。比如辛亥革命，我想不出武昌起義一聲炮響，對書法有什麼大影響。
藝術有它自身的規律。撰寫書法史要挖掘出自己的規律，這樣才比較深入。遵照朝代分期來寫書法史，我總覺得有不足之處。
三
第二，書法史一定遲於書寫史
在上面表中可以看到，我把中國古代書法史的發生點，定為從春秋末期始。換句話說，在春秋末期以前，沒有書法藝術這件事。詳細的論述，見我第一篇論文。
現在許多書法史著作，都是從文字產生寫起的。歷史上有金文，他們的書法史就從金文開始；一八九九年王懿榮發現了甲骨文，書法史就上移到甲骨文寫起。五六十年代發現了陶文，我看見書法史又推到六千年前。我實在不能想像在茹毛飲血的時代，連衣服也沒有，大家用獸皮遮擋下身，用木棍和石塊打獵回來，一邊在山洞中烤肉一邊練書法的情景。
現在有一種「泛書法化」的現象。從縱向上說，把書法緊緊地跟隨文字的起源。從橫向上說，只要地下挖掘出任何帶有文字的古物，馬上就有人高聲地讚美它的書法。這些東西，大多數只是民間普通的書寫，我們研究書法史的時候，作為對照物有重要的參考價值，但是他們本身只是「書寫」作品，不是「書法」作品。我不承認這是高妙的書法創作。如果你在杭州的馬路上訪問一百個人，其中必定有寫一手漂亮字的。但他只是沈尹默先生說的「善書者」，不是「書法家」。你大可建議他寫幾張字埋在地下，五百年後會有人研究他的書法，以證明沙孟海某一筆受到他的啟發。
「泛書法化」者從縱向和橫向上，把所有的文字書寫都當作書法了。我一直想有機會請教這些朋友，您心目中的書法究竟是什麼？是否等於書寫？沒有筆法的作品，算不算書法？這些簡單的問題，是書法史研究的基石，現在沉在一片混水裡面，看不清楚了。
比如唱歌，人人開口都可以唱，現在有卡拉OK，不需要訓練，想唱就唱。但是人們沒有懷疑過音樂學院聲樂系存在的價值，大家都知道專業的歌唱，和普通人開口唱歌不一樣。
在書法這一門藝術上，卻產生了奇怪的現象。沒有筆法的東西，都被拉進書法範疇中來。書法書法，就是講「法」，沒有法只是「書寫」。現在很多書法史的著作，實際上是「書寫史」。
「書寫」的確是從文字產生那一天就開始的，但「書法」卻要經過相當長期的書寫實踐，才能懂得其中的奧秘，才能發現「法」。而後又要經過相當長期的積累，才能形成系統。再說，就算有了筆法，也不是每個書寫者都能掌握的，現代資訊如此發達，書寫群極為廣大，你可以大量宣傳筆法，但最終懂「法」的比例還是少數。
所以，從時間上說，「書法史」必定比「書寫史」遲；從範圍上說，「書法史」必定比「書寫史」狹。如果一本書法史，時間上和書寫史一樣長，範圍上收羅了只屬於「書寫」的作品，這本著作就放棄了基本的學科標準。
四
第三，書法創新的兩個階段
在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到，我把東漢鍾張到二王，稱為「立法時期」；二王後到五代，為「傳法時期」。歷史的書法創新時期，可以分兩個階段，各有特色：
在漢末到魏晉，以創造新書體為主。劉德升創造行書，毛弘創造八分，張芝創造今草，鍾繇創造真書，王獻之創造破體、一筆書，等等。新書體的產生，其根本原因是筆法的發現。韓方明《授筆要說》曰：「自伯英以前，末有真、行、草書之法。」這是晉唐人的共識。毛筆的使用方法被發掘，形成了書法上最寶貴的「筆法」。這促使隸書寫法轉化為楷書，章草轉化為今草，正書衍生出行書。當毛筆的技法被窮盡之後，新書體的創造也就停止了。
所以魏晉以後，書體的意思就變了，所謂「顏體」、「歐體」、「趙體」等等，只指一個書法家的個人風格。「顏體」就是顏真卿所寫的作品風格，顏真卿寫過行書、真書、篆書、草書，這些作品有共同的個人風格，統稱為「顏體」。孫過庭說「書之為妙，近取諸身」。唐宋以來所有書法家，都以創作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為目的，「雖學宗一家，而變成多體，莫不隨其性欲，便以為姿」，僅此而已。這是書法創新的第二個階段，一直到現在，都無法越出這一範疇。
世界上表現形式最豐富的就是人性。而每個人的字跡，都像遺傳基因一樣帶著他獨特的個性，這給書法創作提供了永遠的迷人境界。一個沒有學過筆法的人，他也能在書寫中表現個性，但他如果想把這種表現上升到藝術的程度，他就必須經過筆法的訓練，方可揮灑自如。而掌握技法之後，書法作品的高低，只是個人修養的競爭，故曰「技進乎道」。「書道」以提昇人性為目的，陶冶性靈最終引導我們思考人生的意義。「每攬昔人興感之由，若合一契」，王羲之《蘭亭序》正是在這一點上，找到了宇宙之「道」。於是花道、茶道、柔道、劍道、棋道，殊途同歸，萬佛歸宗，最終在「道」上取得了統一。所謂人性，就是我心中之宇宙；所謂人性美，就是宇宙之美，就是道之美。這給我們無窮的發揮天地，使書法可以永久地吸引到愛好者。
五十而知天命，我到這年紀，凝視大師的作品，感到心靈的震動，他們使我沉思。宇宙之無窮，生命之短促，書道變成我對人生的哲學思考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「雖世殊事異，所以興懷，其致一也。後之攬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。」
歷史發展到這一步，還有什麼更新的「書法創新」呢？我看所謂的現代創新派，跳不出這一範疇。漢字已經定型，你不可能在楷書外，再多創造出什麼字體，那是一條死路。既然大家都在表現自己的人性，也就無所謂創新。人性沒有新舊之分。
現在毛筆時代結束了，我們躬逢其盛。書法將退出實用領域，變為一種古典藝術，正像射箭、擊劍、拳術古典技擊一樣。試圖把他變成一種現代藝術，我想是徒勞的。當然，現在某些人不用毛筆，用剪刀、排刷等其他工具來「創新」，又加上彩色、立體效果，我想一定會成功，只是那不叫書法。
五
第四，二王系統是中國書法主流
上面的表格，是對歷史橫向的切分，如果從縱向上說，應該有一條主線，貫通這前後幾個時期。對歷史進行分期不是切斷歷史，講述歷史，必須指出主線，綱舉目張，條理就清楚了。現在許多書法史，羅列的材料相當豐富，但是沒有主線，給人支離之感，收不攏。
黃宗羲寫《明儒學案》，分為一個一個學案，然後以一根主線領導之。書法史能否採用這一方法？先寫一個一個流派，學王的，學顏的，學趙的，學董的，各有什麼特色，然後貫通之。我曾經提出過，筆法的發現和師徒傳授，是書法史一條主線，由此形成了二王系統。當然書法史也可以從其他角度寫，但總要有一個標準，一個主線。好比寫詩詞史，音韻的發現和發展就是重要的線索，這不需要跟隨王朝的變動寫，而是自己提出一個標準來寫。現在的書法史，牽涉的面太大，頭緒繁雜，什麼都寫，看不出作者的主線是什麼。寫來寫去，大家都差不多。
中國書法進入成熟期之後，主流無可爭辯是二王系統，承認這一主流，對發展書法藝術有莫大的好處。從這主流中間，可以發展出很多支流。什麼學科都有主流，譬如中國的倫理道德，是孔孟之學，是儒家。你可以信奉法家、墨家、陰陽家，但不能否認歷史上儒家是主流。而儒家後來又發展出許多分支，但萬變不離其宗。同樣的，在書法這領域中，你可以寫北碑、漢簡、泥封、甲骨、揚州八怪，但無法否認二王是主流。虞歐褚薛，顏柳趙董，顛張醉素，都是二王體系的。
王家舖子，開了一千五百年。原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。但到了清代道光年間，提倡碑學，開始否定二王體系。阮元還算客氣，把南北說成是平等的兩派，二王已不能獨尊。至包世臣開始貶南尊北，康有為語不驚人誓不休，竟說「大約得隋人一碑，勝唐人十種。得梁一碑，勝齊、隋百種。宋元以下，自《檜》無譏」。大筆一揮，唐宋元明清全部抹殺了，以南帖為標誌的二王系統也就完蛋。康提出「卑唐」，貶唐代書法為「淺薄」，讚美北魏「乘晉、宋之末運，間齊梁之流風，享國既永，藝業自興」，北碑「體裁俊偉，筆氣深厚，恢恢乎有太平之象」
，這符合歷史事實嗎？此人一貫強詞奪理，《新學偽經考》就是一例。
碑學最成功之處，在於先有理論，然後指導創作，成績斐然。但碑學的理論，不是平心靜氣，實事求是，而採用擾亂中國書法的體系以抬高北碑，說過頭話，抬高北碑的藝術地位，好像當時拓跋氏文化高過漢族文化。《周書》卷四十七《趙文深傳》云：「平江陵之後，王褒入關，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。」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是王褒的姑夫，《周書》卷四十一《王褒傳》：「褒少以姻戚，去來其家，遂相模範。俄而名亞子雲，並見重於世。」所以王褒本人就是學二王的。南北之間，誰高誰低，不是很清楚嗎？現在寫書法史的作者，受包、康影響，不敢不寫幾句北碑的好話。
碑學只能說是中國書法史的一個分流。帖學是二王系統的肯定面，碑學是二王系統的否定面，一正一反，都可以寫。這樣來看兩大流派，實際上都是二王這一主流下的分支。
這五十年來，以沈尹默先生為代表的書法家群體，大力主張回到二王體系上來，也就是回歸主流，著作很多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。如果說要有中國書法成熟期有第五個階段的話，我認為就是現代中國書法界回歸二王體系。過去說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。我想說在書法上「不學王，無以言」。因為這是一千五百年來的中國書法主流。
沈尹默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了《書法論》一文，提出書法三大要素為筆法、筆勢和筆意，這為書法的科學化奠定了基礎。我自己一生所寫的論文，主要就是闡述這一系統。
現在書法史著作，不提二王系統，或者把二王降低到一般的書法家地位，結果沒有主線。有些文章把北碑抬高到南帖同等水平，好像有兩條主線，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。
中國書法界的理論研究，二十年來有長足的發展，可以說是歷史上少見的時期。我希望能讀到更好的書法史著作。
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於香港
此文為浙江省文物局主辦，浙江省博物館、沙孟海書學院承辦的「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。
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浙江杭州召開。
浙江博物館編《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pp.1-6。
西泠印社 2000年12月第一版，ISBN：7-80517-490-3/J.49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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