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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　辯證與批判

　　以春秋末期為中國古代書法史的發軔點，這樣一來，就排斥了殷周甲骨文和殷商、西周及春秋早期的金文，這是否說得通呢？文字與書法在那一時代究竟關係如何？

　　我想，可以從實物和典籍兩方面來加以說明。

　　首先，從實物上看。目前所見的春秋末年以前的甲骨文或金器銘文，能否如漢唐碑刻那樣作為書法作品看待呢？我們所討論的書法藝術，是以文字為基礎的線條藝術，線條是書法的生命，這就決定了用筆是書法的根本技法。所以，什麼時候存在著書法，可以從該時代的書跡筆法上得到證明。

　　甲骨文沒有用筆的概念。鍥刻者下刀時，力量由輕而重，收刀時，又由重而輕，故字畫作兩頭尖形，這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方法。有些甲骨文係先書後刻，鍥刻者只知在墨書筆畫中央一刀劃過而已，尚未懂得保存墨書的原貌。誠然，傳世甲骨中有極少數如「宰丰骨」那樣，鍥刻者是沿著字畫墨書的邊緣刻就的，使人能得以窺見墨書的原貌，但是，這墨書者也不懂筆法，他僅僅在寫字而已。甲骨文所表現出的不同風格，只是書寫者個性的自發表現，並非是藝術風格。即使在今天，一個普通人也可以在書寫中表現出他的個性，而這一點並不足以證明他懂得書法。我以為，在使用木棍和石器進行生產的野蠻時代，要說已經產生了書法這樣細膩地表現人之個性的藝術，實在是難以理解的。

　　唐蘭很早就感覺到了這一點，雖然他還不敢斷然否定甲骨文屬於書法。在《中國文字學》一書中，唐先生說︰「卜辭在書法上總有一點特殊的意味，大概是鍥刻不是書寫的緣故。銅器的書法，可以分出很多型式︰有方峭的，也有圓潤的。」唐蘭提出了三個條件︰一、殷商的金文可以細緻地加工到保存書寫者的技術，二、文字大量使用後已經由繪畫式變為書寫，三、長篇文字必然要求注意章法，這樣，自然就產生了書法。這些論點，較之「甲骨說」來，應當說比較嚴謹，但商代金文往往僅一、二字或十餘字（銘文稍長者僅有十餘器），長篇銘文的出現是在西周禮制發展後才出現的，所以即使照唐蘭自己的標準，書法的上限也要延至西周。但是，周代的金文並未完全脫去繪畫的方式，如「」、「」、「」等字，一筆是無法寫成的，必須加以描塗，結果，整個書寫過程也就是邊寫邊畫。它和真正的、純粹的書寫如《石鼓文》，尚有一個很大的距離。更何況它們的位置往往鑄刻在隱蔽的位置，不想引起人們的注目，這又說明它們的藝術價值未被人們所認識。郭沫若提出春秋末期的金文開始用作紋飾，即創作者已有引人欣賞的動機，這確是一個重要的轉變。

　　所以，從實物上看，我認為甲骨文和早期青銅器銘文都不是書法作品。

　　其次，從典籍中看。「文字同期說」以許慎《說文•敘》為根據，推出「書法與造字同時產生」的結論，這實在是大誤。許慎所說「著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，如也」一語中的「書」，應詮釋為「記敘」、「著述」，即用文字如實地記敘事物。段玉裁注曰︰「謂如其事物之狀也。《聿部》曰『書者，箸也』，謂昭明萬事。此云『如也』，謂每一字皆如其物狀。」這最後一句話，有人把它解釋為「每一字都象形狀物」，以此來證明倉頡作書已有藝術的形象，而實際上說的意思是「每一字都必須如實地記述該事物情狀」，指遣詞造句必須準確和恰如其分。試想，中國的文字怎麼可能每一字都是象形的呢？[26]《釋名•釋書契》︰「書，庶也，紀庶物也，亦言著也，著之簡紙永不滅也。」其釋亦如是。《周禮•地官•保氏》︰「保氏掌諫王惡，而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…… 五曰六書」，此六書為小學。段玉裁注曰︰「六書者，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。」總之，上古的「書」，沒有「書法藝術」的含義，都是從文字本來的應用功能而言的。先秦諸子百家的著述，絕無書法和書家的記載，足徵其時未有「書法」這一概念。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把「書」解釋為書法藝術的，是楊雄《法言•問神》「書為心畫」一語，然語焉不詳。至東漢末蔡邕，才提出「書者，散也。欲書先散懷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後書之」的見解，這是書法的實踐達到了理論高度。對於我們說法成熟於桓、靈之時，也是一個很好的佐證。

　　所以，無論從實物或從典籍來看，說殷商、西周和春秋早期已產生或已存在著書法藝術，這是沒有根據的。「文字同期說」、「殷商甲骨說」和「殷商金文說」，都缺乏有力的證據。我不反對現代書家創作甲骨文或金文作品，因為他們是以書法藝術的用筆和章法去處理的，這種寫法，使用甲金文的古人是寫不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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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注：

[26] 對於「書者，如也」一語，明項穆《書法雅言》將之解釋為﹕「書之為言散也，意也，如也。欲書必舒散懷抱，至於如意所願，斯可稱神。」清劉熙載《藝概》卷五《書概》曰﹕「書者，如也，如其學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總之曰如其人而已。」顯然以從文字學轉向了書學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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