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古代書法史的分期和體系
黃 簡
中國古代書法史的分期和體系這兩個問題，是書學研究的基本課題。它關係到對整個書法史總體的認識，如能得以解決，對認識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一般規律，以及對今後書法創新的探索，都有重要的意義。
一 古代書法史的範圍︰上限和下限
研究中國古代書法史的分期，即是對整個書法史進行橫向的切分；研究古代書法史的體系，即是尋找整個書法史發展的縱向脈絡︰二者都是從總體上考察書法藝術的發生和發展，因此，必須首先確定古代書法史的總體範圍。
中國古代書法史範圍的下限這一問題，比較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。從時間上說，可以清末為其終點；從書學上說，可以康有為注《廣藝舟雙楫》一書總結清代碑學為標誌。民國的書法，基本上是清代書學的延續，但成就不大，可視為中國古代書法史的一個尾聲。
問題難在上限。
中國的書法藝術始於何時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各家的觀點散見於歷代書論和近年的報刊文章中，大致說來，可以歸納為下列六種︰[1]
（一）文字同期說，認為文字創始同時就有了書法。理由很簡單︰使用文字必然要書寫，而各人的書寫自然會有巧拙、高下、美醜之分，其中給人以美感的書寫（不管它是多麼原始）就是書法。最近出版的《書法教學》一書中《中國書法簡史》一章，開首就明確提出︰「書法，與文字同時產生」[2]，可視為此說的一個代表。該書作者認為，中國的文字「草創於四千年前，可上溯到六千年左右」，以此推之，則中國書法的歷史自然也有這樣長的年期。
實際上「文字同期說」非常古老，歷代書論中比比皆是。中國古代皆以倉頡為「造字」之第一人，因此，他同時也成了 「作書」之第一人。究其根源，持此說者基本上都以許慎《說文解字•敘》為本︰
「蒼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；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，字者，言孳乳而寖多也；著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，如也。」
許慎把文、字、書三者分得很清楚，這裡所說的「書」，並非就指「書法」（詳見下文），但晉、唐人常混為一談。如虞世南《書旨述》討論「書啟之發源」，其觀點很有代表性︰
「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跡，為余知書啟之發源，審以臧否。曰︰『余不敏，何足以知之。今率以見聞，隨紀年代，考究興亡，其可元龜者，舉而敘之。古者畫卦立象，造字設教，爰置形象，肇乎倉、史。仰觀俯察，鳥跡垂文。至於唐虞，煥乎文章，暢于夏、殷，備乎秦、漢。洎周宣王史史籀，循蝌蚪之書，採倉頡古文，綜其遺美，別署新意，號曰籀文，或謂大篆。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，適時簡要，號曰小篆，善而行之。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，世絕其跡，無得而稱；其籀文、小篆，自周、秦以來猶或參用，未之廢黜，或刻以符璽，或銘於鼎鐘，或書之旌鉞，往往人間時有見者。夫言篆者，傳也。書者，如也，述事契誓者也。字者，孳也，孳乳寖多者也。而根之所由，其來遠矣。』」[3]
如此看來，虞世南心目中書法的上限，也是從倉頡開始的。這似乎是晉唐人的流行觀點，張懷瓘的名著《十體書斷》不僅重述了虞世南的見解，而且將「黃帝史蒼頡所造」的「古文」列為十體之首。[4]明清兩代書論最多，持「文字同期說」者不乏其人，如明張丑《南陽法書表》說︰「原夫書法之興，肇乎倉頡而衍溢乎史籀，詳備乎李斯、程邈之徒」，則把「造字」完全視同於「書法之興」了。
（二）殷商甲骨說，認為中國書法始於甲骨文。甲骨文發現於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故持此者皆為近人，如商承祚先生︰
「我國書法源遠流長，從商周的甲骨、金文，秦的小篆和秦隸、漢隸，下及楷、行、草已有三四千年的悠久歷史。」[5]
從甲骨實物來看，它的文字書寫確實具有多種風格，故董作賓提出甲骨分期說，將「書體」列為斷代的十項標準之一，[6]為學術界所廣泛承認。自發現甲骨以來，專攻甲骨文的書家亦為數不少。
然「殷商甲骨說」本質上和「文字同期說」是一致的，因為甲骨文是現知最早的文字，所以，以它為始點與以文字創始為始點沒什麼兩樣，僅僅否定了倉頡造書的舊說而已。費新我先生說︰
（書法）「就時代概括而言，創始於三代甲骨文（限於今日所知見）」，又說，（甲骨文）「是我國現有最古的而已有書法藝術價值的遺產，它足以證明我國的文字與書法在那以前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。」[7]
很明顯，假若今後考古工作者發掘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實物，持「殷商甲骨說」者一定會把書法史的上限再推溯上去的。
（三）殷商金文說，以唐蘭為代表。唐蘭先生比較謹慎，他考慮到甲骨文經以鍥刻，未能保存書寫的意趣，所以提出殷商時的金文才是書法的起始點︰
「商代的文字，在甲骨上跟銅器上顯然不一樣。因為甲骨只是鍥刻的，但是銅器由于是範鑄的，在製範時可以細細地加工，所以還可以保存繪畫或書寫的技術。原始文字是用繪畫的，但在文字被大量應用以後，繪畫的意味就逐漸減除，而變成書寫了。因為繪畫方式最適於極少數的文字，才可以自由發展，到了長篇文字，互相牽制，漸漸要分行布白，每一個字就不能獨立發展，在同一篇文字裡，筆畫的肥瘦，結構的疏密，轉折的方回，位置的高下，處處受了拘束，但卻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和諧的美，這就是書法。」[8]
唐說在時間上雖然與「殷商甲骨說」差不多，但考慮問題的基點卻完全不同，我在下文將詳作分析。
（四）春秋金文說，以郭沫若為代表，認為春秋末期的金文開創了我國的書法藝術。郭說又有一個發展過程，在早期《青銅時代》一書中，他說︰
「東周而後，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，如鐘鎛之銘多韻語，以規整之款式鏤刻於器表，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。」「凡此均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，其效用與花紋同。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。」[9]
此時郭的觀點尚以東周為界限，並認為文飾式的銘文雖然帶有藝術性，但不過是工藝美術而已。至一九七二年，郭又發表《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》一文，他的觀點有了一些變化︰
「本來中國的文字，在殷代便具有藝術的風味，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，有好些作品都異常美觀。留下這些字跡的人，毫無疑問，都是當時的書家，雖然他們的姓名沒有流傳下來。但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，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或裝飾化，是春秋時代末期開始的，這是文字向書法的發展，達到了有意識的階段。作為書法藝術的文字和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，便多少有它們各自的規律。」[10]
這裡，郭在「有意識的把文字作為藝術品」下，加了「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或裝飾化」一句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「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」，在商周金器上不過是一種花紋，其記事書史之作用不過是「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」；而文字本身的藝術化，這是「作為書法藝術的文字」，這一區別意義十分重大。在郭的思想中，文字之始僅是應用工具，要達到有意識的藝術化，那是在文字使用了相當一個階段後才逐漸形成的，這與「文字同期說」和「殷商甲骨說」完全不同。
依郭說，中國有意識的書法藝術約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。
（五）兩漢說，認為秦以前的篆書時代，文字之使用都是從實用目的出發的，先秦諸子著作中根本沒有關於書法和書法家的記錄，足以證明這一藝術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尚未形成概念，更無庸說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了。所以，書法是從漢代才開始的。郭紹虞先生在《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》一文中說︰
「研究字體的演變，至漢以後比較困難。其主要原因是漢以後以工書為美藝，書家輩出，因此對於有些獨創性的書體也不免和字體相混淆，引起了字體演變上的歧說。在以前，金石文的書寫者並不想以是擅名，即如李斯這樣以工書著稱，也只是完成了以前的篆引之體。」[11]
具體地看，此說又有前漢和後漢之分。徐邦達先生以隸書的出現標誌著書寫方式轉變的最高潮，他說︰
「從一開始創造出字的時候，書寫者就總要想把它寫得整齊一些，好看一些（當然那時大都還掌握不好），這是自發的一種愛美心理的體現，也是形成書法藝術美的根由。但造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日常使用，……因此群眾又不約而同地把字體向簡化方面去努力改進，於是促使字形（開始尚無「體」之稱）逐漸變換，同時因字形的變換而又促使書寫的方式方法也有所更改。一個大轉折開始從戰國末期到秦、漢之際推向了最高潮，那就是由單純、粗細一樣的圓的篆筆，變為有轉側、有頓挫、粗細輕重不一，又方（主）圓（退居其次）兼施的隸筆，這不但便利於書寫，同時也因寫的方式方法變了，使筆法可以表現出更繁富、更活潑的形式而增加了書法的藝術美。」[12]
徐說同郭說基本一致，不過他具體地指明了書法藝術的筆法來之於字體的革新了變化，時間在秦漢之際，距今約二千一百多年。
持後漢說的，有翦伯贊等歷史學家，他說︰
「東漢末年，書法藝術已經形成，名學者蔡邕就是那時書法的能手。」[13]
照此說，書法約有一千八百年的歷史。
（六）魏晉說，認為稱得上藝術的書法，一直到魏晉時期才產生。潘伯鷹《中國書法簡論》從書體、用筆等方面詳加考察，得出了這個結論︰
「草書和楷書都是從秦漢的隸書演進的，到了魏晉方算成熟。……這時代的特色是用筆的方法，由于楷書的成熟而愈加明白、愈加確定了。在這以前雖然用筆的方法隨著自然的趨勢向前發展，雖然在其中也突出地湧現了許多特殊的書家，但所謂『八法』的明確分工學說，始於此時期中。此學說雖然逐漸發展到隋僧智永方算完備，但也不能歸之於智永一人的發明，而是魏晉舊說，發展到陳隋而大備的。這一時期是中國書法確立的時期。」[14]
潘先生的《中國書法簡論》是很精彩的著作，在這本書中，他始終緊緊抓住用筆這一書法藝術的核心問題進行論述，這是極有見地的。
照此說，中國的書法藝術約有一千六百年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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